人文摄影和纪实摄影的区别,人文摄影与纪实摄影的定义区别

题图来自Unsplash，基于CC0协议

导读

摄影是一门记录世界的语言，而人文摄影与纪实摄影，便是这语言中最为引人深思的两种表达方式。尽管它们在工具和表面上都是用镜头捕捉瞬间，但它们的意图、情感和思想却截然不同，既是艺术的语言，也是时间的见证者。

纪实摄影更像一面镜子，它忠实于眼前发生的一切，并以它所看到的来映射世界的真相。它的定义在于记录 —— 记录事件，记录人物，记录一段社会进程，或是记录一个独特的个体。它追求最大限度的真实和客观，因此常常紧密关联新闻类作品，似乎被默认为只是“纪实”，而少了几分人情味。纪实摄影师的镜头，投射的是外在的世界，是事件的轨迹和社会的脉动，像是史蒂夫·麦凯恩（Steve McCurry）那幅著名的《深蓝之眼》，浓烈的颜色背后，是种族、文化与身份的对撞；又或是阿诺德·考夫曼（Arnold Newman）所拍摄的那些令人屏息的人物肖像，人像不失为纪实，但肖像的真实性背后，是思想的魅力，如此更为深远。

人文摄影则更像一扇敞开的窗户，它不只讲述环境中的故事，更致力于传递背后的情感、思想与文化。它是“人文”，而非纯粹的客观记录。照片所传达的，不仅是图像本身，更是图像联结的普世性感受和心灵共鸣。人文摄影作品通常关注个体经历、心理状态或文化背景，摄影师在捕捉时刻的同时，也没忘记解读环境背后的人性内核，比如马丁·帕尔（Martin Parr）的文化纪实，其主观色彩凌于真实书写之上，却予人更丰富的文化解读空间。

那么两者之间的历史渊源又如何呢？如果我们将目光拉回摄影术发明之初，纪实摄影的历史同样悠久，甚至有人说纪实摄影可以追溯到19世纪法国政治讽刺画家杜米埃-雅克（Honoré Daumier）的工作室，他不仅使用了早期的摄影尝试工具，也为后来纪实摄影的发展奠定了基础。而人文摄影，尤其是二十世纪中叶以后与身份学和心理学运动结合，逐渐成熟出一道属于自己的道路，表现出对人内心的揭示与探索。

从历史的角度看，纪实摄影与人文摄影并不是水火不容，它们有时互有关联。比如，卢修斯·安涅特·拉菲格（Lucian Leather）的作品早已经是政治讽刺文化的代表，是纪实与人文交织的起点；艺术史上，从布列松（Hiroshi Hamaguchi）到安哲（Robert Frank），他们的成就跨越了纪实与人文，展现出两者之间的重合与交织。

摄影师本人的看法也很有意思。他们一般如何区分，或能否区分这两类的工作？比如，人文摄影师马丁·帕尔认为复杂或抽象的情感表达更适合自己，而边界的分野是内化而非外显的，有时候，摄影不是非黑即白，而是色度中的思维方式。纪实摄影师安格罗斯（Moo Lang）更强调观察对象的生活背景，提炼纪实背后的故事，认为真正优秀的作品是从“人物”中释放自己。

有些摄影师则持不同态度，比如温瑟·麦凯恩（Wes Anderson），曾这样说过：“纪实摄影与人文摄影，是同一条道路上的两端，纪实讲事实，人文讲思想，但没有分别谁是更好的选择。”然而，在当代语境下，两类摄影的界限并不那么分明。“纪实”与“人文”的差异，更多体现了摄影师的撰写方式与呈现态度，而非作品本身是否融合了两种精神。

视点切换间，纪实摄影捕捉的声音是那些通过耳朵接收的新闻与事件，而人文摄影捕捉的声音，却要比这更遥远，更为内心与哲学。或许，真正深刻的摄影作品，不在分别或合并之间，而在诚实面对自己的感知，勇敢去描绘这个万分复杂的世界。